余按：偶得李昌宪先生所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该书依据史书及大量的地方志、文集、笔记等资料，从学术上首次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宋代地方行政体制与行政区划的变迁，兼具理论性与工具性， 堪为巨作！原《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共分六编，其中有专章介绍以京畿与十八路为纲讨论各路辖区的变动与诸司之治所，今且摘录有宋一代江西之变动与治所，以飨有心之士。
宋行路制，太宗至道三年（907），始分天下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路、广南东、广南西等十五路。真宗咸平四年（1001）王均之乱后，以“西蜀辽隔，事有缓急，难于应援”之故，遂分“川峡转运使为益、梓、利、虁四路”，天禧四年（1020）江南路亦因辖境辽阔，不便巡按，分为东、西两路，是为十八路之制。熙宁年间（1068~1077），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淮南各分为两路，是为二十三路之制。元丰元年（1078），五路转运司复合，故此后转运司路仍为十八路制。又，真宗景德时（1004~1007）始置开封府界，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掌同转运使。仁宗皇祐、至和间与徽宗崇宁以后，多次以府界为基础建为京畿路。
太平兴国元年（976），江南路分为东、西两路。《舆地纪胜.隆兴府》所言：“开宝九年（976），命知升州杨克逊（让）兼江南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事。时兼东、西两路，故治不在豫章。是年，又命知洪州王明兼江南西路转动使，故漕台末有治所。”因此，太平兴国初年的分路，可能在实际上仅仅是区域分工有所侧重而已。又由于转动使由首州知州兼任，故西路边漕台也未设。虽然该书又言“雍熙中，杨缄为江西漕，始治焉”，担据《宋史》卷439《和岘传》，时杨缄官衔仍为江南转运使。又，《宋史》卷265《张贤齐传》言，太平兴国六年，贤“为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冬，改右补阙，加正使”，但在张贤齐所撰《洛阳缙绅旧闻记》卷2《虔州记异》中又屡言“江南”。该文言：“余在江南掌转输之明年……余未半岁，自京奏公事回，泝流至虔州。怀琪乘舟三十许里相接，相楫之际，连拜数十，但云某罪过。余自暂离洪州来上京，却归江南，往复仅四五个月，固未知法定之死，闻怀琪称罪恳切，甚讶之。”尽管虔州、洪州尽为江西州郡，但此时都统属于江南路。故分路行之未久，而有并路之举。
天禧四年（1020）四月，为便于按巡，复分江南为东、西两路。江南西路辖洪、虔、袁、抚、筠州，兴国、南安、临江、建昌军等十州军四十五县。
建炎四年（1030），合江东、西为江南路，以鄂、岳来属。绍兴元年（1131），割东路江州、南康军隶西路，又割西路抚州、建昌军隶东路，并各复转运司。四年，“抚州、建昌军依旧隶江西路，南康军依旧隶江东路”。这样，南宋时期的江西路辖区比北宋时要大，多江州一州。
江南西路转运司治于洪州，上引《舆地纪胜》、《虔州记异》可证。但建炎时因战乱，已“权在吉州置司”。绍兴元年八月，江州安抚大使朱胜非以“江州置帅，措置屯兵防托江路，正要漕司就近经画钱粮”为由，移“江西转运司依旧于洪州置司”。自兹以后，直至德祐元年（1275）十一月壬午，“转运判官刘槃以降兴降”，江西漕始终设于洪州隆兴府。
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司治所在赣州。嘉祐七年（1062）二月三日，“命南康军蔡挺权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公事，专一制置虔、汀、漳州贼盗，兼提点虔州运盐司依旧还赣州，节制赣、吉官兵，措置汀、漳盗贼”。从此，江西提刑司复治于赣，衙设于旧坑治司廨宇。故绍兴三十年五月十三日，有江淮等路提点坑治铸钱公事李植“乞下江西提刑司拨还旧来廨宇”之举，但被工部驳回。另外，《宋会要.兵》13之44所载“开禧二年（1206）六月五日，江西提刑兼权赣州钟将之”；《蒙斋集》卷9《曾用亮除江西转运判官制》言，“曩持江西宪节，且摄章贡郡符”；《永乐大典》卷14628言：“淳祐七年（1247）二月二十三日，尚书省札子，前江西提刑兼知赣州郑逢辰”云云。此上数条并可证宁宗至理宗时，江西提刑司治于赣。然据《宋史》卷454《黄申传》言，黄申，“开庆元年（1259）进士，授（江州）德安尉，摄主簿兼提点江西刑狱司签厅，狱事多所辩明”，则理宗后期该司可能已移于江州。
江西提举常平司，原治于袁州。开禧二年三月一日，“大理正黄培奏，窃见江西提举司置于袁，自绍兴年徙于抚”，可证。提举司南宋初废，绍兴十五年复，与提举茶盐司合并，以提举常平茶盐为名。而原在洪州的茶盐司由于兵火，已于建炎四年（1130）移司抚州。因而合并后的治所设于抚州，应是顺理成章之举。自此以后，提举司治于抚州。但理宗后期，该司已移至吉州。时叶梦鼎、汤汉二人并以“江西提举常平兼知吉州”，可证。
江南西路，北宋时，常置兵马钤辖司于洪州。南宋初，置安抚司于洪州。建炎四年，江南分为鄂、江、池三路。安抚司移至江州。绍兴元年，复为江南东、西路，安抚司复移至洪州。理宗端平二年（1235）以后，以防御蒙军，江西安抚司又移至江州，直至南宋末。
吳良生 謹摘
共和癸巳年孟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