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望族》和同名长篇小说已先后播放和出版，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电视和小说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故事结构和人物关系上有所不同，这是很正常的。但主题是完全相同的，即反映无锡商人在民国初期闯荡大上海过程中所具有的开拓进取，对财富的敏锐嗅觉与执着渴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百折不回的韧性与勇气。在电视剧制作拍摄期间，包括小说出版前，许多人都以为我写的是荣氏家族。一些媒体的报道也这么说。为此，我不得不一再重申，小说和电视剧都是虚构的，内中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并非特别地以某个家族某个人的史实为样本。不错，荣氏家族是现代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最鲜活的典范。尽管作品中确有荣氏兄弟创业的影子，但从整体上来说，它们是创造的艺术形象，而不是对荣氏家族或其他无锡望族的真实解读和诠释。因为至今外界还存有误解，甚至传至荣家耳中，还颇有几分相信，因此在这里再次予以澄清。

然而，我承认，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小说，我刻意地在故事中糅合进一些无锡元素，追求地域文化的根源回归。我这样做，并非是要标新立异，而是艺术规律所使然，任何艺术作品不管怎样恣肆纵情地去构想，不可能天马行空般毫无边际，它离不开生活和文化的根据。即使是时代戏和历史小说，也要体现那个年代的氛围、社会风情和历史特征。最重要的是要有那个时代的文化回响，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中的故事显得真实，人物显得鲜活，渗透出一种与其他作品截然不同的独特的个性和精神气质。长篇小说《秦腔》、《长恨歌》、电视剧《乔家大院》、《大宅门》、《闯关东》等作品的成功，就是和回归区域文化本源分不开的。这些作品所闪耀的西北文化、海派文化、晋地文化、东北文化及北京文化的许多元素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望族》故事的发生地是无锡和上海，主人公又是无锡人。故事发生的时代是清末民初。这是一个风云激荡、多灾多难的时代。在创作过程中，借鉴成功作品的经验。我有意识地把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命运置于吴地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宏大背景中来展示，还原那个时代的特有情景。无锡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自泰伯奔吴以来，历经数千年而形成历史悠久而鲜明的文化特色，文化的形式表现是多方面的，有物质的有非物质的，而且是动态的，它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的周围，包括社会环境和私人空间。作者要去实现某种区域文化的根源回归，必须熟悉这种文化，熟悉这个地方的生活。我是无锡人，生于斯长于斯，吴地文化和无锡元素可说渗进到了我的血液中。所以，在文学创作中，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吴文化的语境和敞开自己的个体感受。从小得之于吴文化熏陶的我，以无锡元素和吴文化作为背景来进行文学创作是非常自然的，吴文化给了我灵感，吴文化给了我激情，吴文化给了我无尽的素材。因此，在《望族》中体现无锡元素和吴文化的记号，是顺理成章的事。

以吴文化和无锡、上海作为背景，不等于对周遭事物纤细无遗地去描绘。换句话说，不能因为吴文化而表现吴文化，它只是一个背景，文化根源的回归要服从主题陈述的需要。另外，电视剧和地方戏不同，它所面对的是全国观众，至于小说，它的传播范围也是广阔的，不能拘泥于给某一方人士阅读。在《望族》精剪完成后的四十六集中（现为三十七集），大量运用沪语和无锡方言作为对白，这是导演胡玫为了突出上海和无锡味，结果在小范围试播后，北方人普遍反映听不懂，台词是电视剧的重要表现手段，上海话作为吴方言流传范围仅江浙一带，它不像北方语系，东南西北都能听懂。后来还是将方言去掉，重新以普通话配音。

在《望族》中调整了语言外，仍保留了很多吴文化和无锡元素。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从文化的核心精神上来把握。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小说都是写的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商战。主人公杜清远、杜清明兄弟是无锡商人，所以着重写出了作为无锡商帮的代表，是如何在成王败寇的残酷的商业竞争中取胜的，是如何以弱胜强，面对不可一世的殖民者和外国资本而奋起抗争，在强手如林的上海滩崛起的。作品中我着重刻划了他们的商业智慧，他们特有的商帮精神。西塞罗有句名言：“任何人的精神都是他的真正自我。”无锡是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曾涌现了荣家、唐家、钱家、杨家等一大批民族实业家。他们的成功，其中蕴涵着许多值得肯定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是他们所具有的财富精神、商业精神，锡商同徽商、晋商、浙商等商帮一样，也开创了有着自己特色的本土传统。以荣氏兄弟为代表的锡商这些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当我们纵向地追寻这些远去的本土巨贾的轨迹时，回望历史烟尘中的那些身影面容，挖掘那些曾经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闪过的经典范例，我们不禁会对他们达到的精神高度所惊叹不已。那么，锡商的本土传统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对此，经济学研究者、吴文化研究者已有精辟的概括：那就是开拓进取，诚信为上，实业救国，利国利民，达则兼济天下。易乾先生在专著《中国民族工商业百年史话———飘摇的船》一书中对锡商及其他商帮的经营理理念和传统财富精神作了非常全面精彩的论述。在《望族》中，我就是将锡商精神赋予给杜清远兄弟，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们创造历史，塑造自我。诚实、爱国和勇气是他们内在的动力和主体，经营有术和商业智慧这些表层的东西得以成功都是商帮精神在背后支撑的结果。《望族》问世后，褒贬不一，评价有异。我对自已的作品是不满意的，特别是电视剧，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有一点我觉得我做对了，那就是在传统精神上给了人物血肉丰富的形象，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其次，一种文化总是会以某些标记传承下来，成为这种文化的象征。文学作品要制造这种文化的特定气息和氛围，将这些标志性的东西运用进去是必要的。《乔家大院》里的具有鲜明山西风格的宅院就是晋地建筑文化的地标。这一地标作为电视的文化背景衬托剧情，并作为片名，足以传达了那个时代一代晋商荣辱兴衰的文化信息。《望族》中多次出现的惠山泥阿福、北塘米市、帆船、太湖、古运河街区、拱北楼等字号，这些都是无锡元素的标记，让人感受到浓郁的无锡风情。

再次，近年来悄然兴起对家族的研究和艺术再现，这些有关家族的历史叙事，使我们不仅满足了充满怀旧的情绪，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家族竟然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历史。无锡历史上出现有不少望族，这些家族在当时创造过奇迹，有些到现在他们的后裔中的精英仍活跃在各个领域。以家族为单位是中国旧时的基本社会结构，中国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同时，家族也是文化传袭的一种路径。钱穆先生说过：“‘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研究无锡近代工业史，还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家族同心协力投身于民族实业，父子、兄弟携手创业是无锡几个工商业大家族的共同的，血缘的力量、家族观念成为打拼的驱动力。这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荣氏兄弟是最典型的代表，唐家、杨家、钱家等亦无不如此。因此，在《望族》中，我同样是以家族的形式出现，这不能不说是沿用了无锡工商业发展史上的家族现象。有人认为我是写的荣氏家族，恐怕这也是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