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为四民之首，而太学者教化所先，四方于是观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师儒，举古人之成法，规条亦既详备矣。独是科名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重难返，士子所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尝有志者于圣贤之道，不知国家以经义取士，使多士由圣贤之言，体圣贤之心，正欲使之为圣贤之徒，而其沾沾焉，文艺之末哉！
    朱子《同安县谕学者》云：“学以为己”。今之世，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使古人之学止于如此，则凡可以得志于科举斯已尔。所以孜孜焉爱日不倦，以至于死而后已者，果何为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为苟足以应有司之求矣，则无事于汲汲为也。是以至于惰游而不知反，终身不能有志于学。而君子以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于上，而学素讲于下，则士子固将有以用其力，而岂有不勉之患哉？诸君苟能致思于科举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学，则将有欲罢不能者矣。观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夫“为己”二字乃入圣之门，知为己，则所读之书一一有益于身心，而日用事务之间，存养省察，暗然自修，世俗之纷华靡丽，无足动念，何患词章声誉之能夺志哉！
    况即为科举，亦无碍于圣贤之学。朱子云：“非是科举累人，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为文以应之，得失置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居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也”。朱子此言，是即科举中为己之学。诚能为己，则《四书》《五经》皆圣贤之精蕴，体而行之，为圣贤而有余；不能为己，则虽举经义治事而督课之，亦糟粕陈言，无裨实用，浮伪与时文等耳。故学者莫先于辨志。志于为己者，圣贤之徒也：志于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国家养育人才，将用以致君、泽民、治国、平天下，而囿于积习，不能奋然求至于圣贤，岂不谬哉！
    朕膺君师之任，有厚望于诸生。适读朱子书，见其言切中士习流弊，故亲切为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学者知所以学。
                                              乾隆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