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八年抗战时光荣加入共产党功劳卓著后蒙冤

                 三中全会后顺利平反得昭雪实事求是终树碑

     大伯父吴经书,字玉庭，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6月27日生于湖北省建始县凉水埠。七岁入蒙学，十七岁考入恩施南郡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因家庭经济困窘，未能入学，改在本村小学教书，成绩斐然。远近慕名而来求学的初、高两级学生达八十余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军阀混战，鱼肉百姓，社会秩序混乱。 1927年至1933年，川军进驻鄂西，派赵竹君为建始县县长。赵为维护地方秩序，巩固自己的统治，先后委任吴玉庭为地方团练队长、县常备队副队长、保安团副团长，1932年又任命他为三里区区长，该职务一直担任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

     抗战期间，宜昌的省立第六高中（简称“六高”）迁来建始三里坝。“六高”是当年鄂西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地点之一。在党的抗日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下，经我党在三里坝的基层组织考察，1939年，由中共建始县地下党负责人李世蓀同志将吴玉庭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据李世蓀同志证实：在发展吴玉庭为中共党员时，对他的政治历史早已查明，并作出结论;吴玉庭自参加我党以后，也积极自觉地为我党工作。

     大伯父和我父亲等四弟兄，在三里坝下街共同修有一座木质结构的三层楼房（简称“三层楼”），当时，也是三里坝的最高楼。这座三层楼平时只有大伯父一家常住。地下党的机关就设在那座“三层楼”楼下的一间屋内。地下党负责人李世蓀就住在这间屋子里。地下党员孙世祥、杜子才、马识途、蔡法斌、沈德枢、钱英等经常去三里坝指导工作，都与大伯父取得联系。加上我二伯父的大儿子吴国仪也是“六高”学生中的地下共产党员，党的负责同志王执中、徐远、何功伟、魏泽同等同志都在三里坝“三层楼”住过、开过会。每逢党的组织在“三层楼”活动，都是大伯父在外守护，甚至多次通宵达旦站岗放哨。散会后，由于大伯父人熟、地熟，同志们一个个都得到妥实可靠的人引路离开，从没有出一点差错。

     1939年8月和1940年9月，省特委何功伟同志两次来到三里坝，或了解有关情况，或召开重要会议。其中一次要找一个稳妥隐蔽的地方，开办短训班为恩施专区各县学校党的支部培养干部。大伯叫其长子吴国盛（也是地下党员）、侄子吴国仪（曾任“六高”地下党支部书记）带着礼物，联系到三里坝东龙河“牛肝马肺峡”（当地小地名）的亲戚马本福家。马家住在农村，僻静安全，使这次培训班举办得圆满成功。

     大伯父常带着我堂兄吴国仪趁晚上去河水坪、洋湖沟、小坝里、石桥湾等地，给党的基层和外围组织送信，伯侄二人有时鸡叫了才回家。

     1941年国民党大逮捕，地下党从三里坝撤离前夕，党组织对撤离党员个别谈话也是在这间屋里。随后都由大伯父掩护安全转移。

     1943年祖父去世后，父亲四弟兄分家涉及到这座三层楼的分配。此时，大伯父提出，其它房间怎样分配不论，但坚持要分得这三层楼一楼中间的这一间。其实，这间屋外观和用途都不突出，大伯父怕其他三弟兄不同意，还请他们的的幺舅说情，其他三弟兄自然同意。恩施解放后，我堂兄吴国仪从东北解放区写信给其弟吴国庆，告知当年地下党从三里坝撤离时，在这间屋子的地板下曾埋有重要书籍，要他取出后上交党和国家。人们这才从这间屋子的地枕板下挖出了三藤箱毛泽东著作和马列主义等进步书籍，此事1951年1月15日的《恩施报》第4版上曾以《埋书十年  重见天日》为题，作简讯报道。

    1985年，我大伯得到平反时，他们四弟兄当时唯一健在的人只有我父亲了。这时我父亲才恍然大悟，知道了我大伯当年为什么要坚持独得这一小间房子的缘故。

    解放战争的狂风暴雨，席卷全国，1949年11月建始解放，大伯父未来得及向党组织交代其真实身份，迅速即被拘押。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用的只能是特殊的办案程序，未能对其历史全面调查和审视，而是主要以他曾担任区长和地方自卫大队长的历史事实作为罪行，划为恶霸，1950年7月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1951年，特别刑事判决书又改判其死刑，于1952年8月16日被执行死刑。

    时隔32年后，1983年，原恩施地区党组织编写党史，利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党史外调组去北京组组长韩汉祥在北京走访了原在建始从事地下工作的孙士祥同志（原建始地下党县委书记），孙士祥同志在访问交谈中，当了解到吴玉庭一案时，他生气地说：“吴玉庭是地下党员，为党做过很多好事，杀他是不应该的，错了就应该纠正！”并要韩汉祥带口信给建始，要求建始县委把吴玉庭的问题搞清楚。

    1983年6月17日，孙士祥同志又专门写信给建始县委，书面提出为吴玉庭平反的要求。

    1983年11月15日，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李世荪同志（原建始县地下党负责人）重访革命故地恩施、建始，也提到吴玉庭一案，他说：“吴玉庭是我发展的党员，他为党做了很多工作，镇反时杀了他，我是痛心的。”他要求从维护党的形象出发，尊重党的历史，实事求是地对吴玉庭的问题进行复查。

    1984年12月，建始县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实事求是地说，该案在建始县影响很大，重审的风险也较大，但院党组对该案十分重视，并及时向县委汇报，得到了县委的大力支持，并要求严格依法，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

    根据县委指示，法院组成了副院长刘乐顺和陈仕茂二同志的复查专班，在认真查阅了原案的全部材料后，于1985年4月，刘、陈二同志不顾长途跋涉，先后走访了李世荪（荆州博物馆离休干部、原建始县地下党县委、三里区委书记、吴玉庭入党介绍人）、吴国仪（河北定县师范讲师、原三里区学生党员）、黎智（武汉市委书记、原三里区地下党支部书记）、孙士祥（北京一机部成套设备局离休干部、原地下党恩施专区特委宣传部长兼恩施县委书记）、秦晃（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离休干部、原三里区地下党学生支部书记）、尹立静（上海水产学院离休干部、原建始县地下党县委干部）、魏泽同（中国法学会离休干部、原恩施地下党领导人、三里地下党支部组建人）、张志超（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原三里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高山（上海高教局副局长、原恩施专区地下党工作委员会委员，分管建始地下党）、李曼农（武汉市物资局离休干部、原建始地下党学生委员）、刘代国（建始县党史办公室干部）等同志，请他们回忆了1938年至1941年在建始三里区开展地下工作的情况，一致认定吴玉庭不仅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在当时为党的地下工作做了很多事。

     也正是因为中共建始县委和法院对该案高度负责和重视，将这项工作抓得及时，一些三十多年前的主要当事人、知情人、目击证人这时都还健在，使这件历史老案得以尽快查清其本来面目；也使吴玉庭的几辈辈亲人们，得以解脱历史沉冤的羁绊。

     通过调查，进一步落实了以下问题：一、吴玉庭过去任伪职的历史，地下党在发展他为共产党员时，是了解的；他自与地下党交往并入党后，从未干过坏事。二、吴玉庭的入党，是由时任建始地下党县委、区委书记李世荪同志介绍的，入党时间应在1939年9月底以前，吴国仪是李世荪和吴玉庭之间的联系人。三、  地下党的机关就设在吴玉庭的家里。他为党作了大量的工作。四、  吴玉庭为党的秘密会议多次通宵放哨，确保了会议的安全。五、  为恩施专区各县学校支部干部办党员培训班寻找安全处所，保证了党员培训的顺利安全进行。六、为上级组织来人安排食宿，从没有出过差错。地下党利用吴玉庭的社会地位和关系保护了党组织，使建始地下党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当时恩施专区我党地下活动开展得最好的县。七、后期党组织撤离，他或为党员通风报信，或护送他们，或介绍他们去安全的地方。在白色恐怖的高潮中，建始的地下党组织既开展得活跃，又未受到损失，吴玉庭的功劳不小。而且，这功劳得到了这次外调受访者的公认。

    办案人员按程序，将外调材料向本院及上级法院上报，做出了应撤销原判，宣告吴玉庭无罪的裁定。1985年6月29日州中级人民法院批复，同意建始县人民法院的处理意见。

    1985年7月，建始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布：吴玉庭无罪，并决定给其家属一次性补助700元。

    吴玉庭三十多年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再次昭示了我们共产党人勇于正视错误、纠正错误的坦荡胸怀和坚定决心。

    1986年6月19日《湖北法制报》对此作了报道。

    当大伯父的长子吴国盛等接到了平反通知书和抚恤金时，抚今追昔，激动万分，并用全部抚恤金为大伯父立碑，以志纪念。

（上文参阅了建始县人民法院原院长刘乐顺同志文章：《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记吴玉庭一案平反始末》）